第三是燃料隐患。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，筹建铁厂时，黎星刻心中只有一个“联邦之大，何患无煤”的朦胧概念。建厂以后，周香凛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，结果一无所得。

由于燃料缺乏，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。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，但由于焦炭供应不上，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。不得已，只能用高价购买布列塔尼亚和eu的焦炭。当时生铁市价每吨360金法郎，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324两，洋煤则更贵。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，炼出来的生铁和钢，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，开炉炼钢要亏本。可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144万金法郎。真是进退维谷，走投无路。

到今年年末，钢铁厂亏损严重，显然需要再融资。就在此时，致命的问题出现了。

因为这座钢铁厂亏损连连，于是周香凛在世界局势基本稳定下来的2020年末，由国家银行牵头，向禅达商人大举借债150亿金法郎。

当然这次借款和每一次联邦向禅达筹款一样，借款的条件非常苛刻，而且变本加厉。提出了诸如贷款时间延长，只允许以原料偿还贷款，以矿山为抵押品，以极低的价格向禅达提供矿石和生铁并长期锁定，以及未来贷款只能由禅达提供等无理条件。

众所周知联邦是一个铁矿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，随着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，对矿石和生铁的需求日益增加。禅达商人集团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，将禅达作为日本钢铁的原材料供应基地。

于是直到现在，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.4%、生铁产量的54.87%都要先输往禅达过一遍手再使用，战争期间汉冶萍的生铁与矿石对联邦的军事工业起了巨大的作用。联邦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，大多来自汉冶萍。

战争期间，汉冶萍共大赚特赚共盈利了2400亿金法郎。然而根据条约规定：“俟将来机会相当，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，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，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，联邦各政府不得自行处分，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。因此所有属于钢铁厂之附近矿山，如未经该公司同意，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。”

既然禅达贷款的目的如此险恶，难道精明的黎星刻等老一辈不明白吗？当然明白，但当时不熟悉这些的军人们根本无力经营，只能为此不惜引狼入室，挟洋自重。

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，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，只能大举外债，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。如果汉冶萍在布列塔尼亚或者eu的话，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，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，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，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，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，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。

而在联邦呢？联邦的中央银行，没有意愿，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。当时联邦的货币尚未统一，联邦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。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，资本积累远非雄厚。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，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。

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，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，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，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。联邦的教训再次说明，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，失去金融主权，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。

可是无论是刘宣还是周静怡他们也对银行、工业这些东西一知半解，于是他们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士。这就是周静怡去布列塔尼亚的原因，求助禅达商人的始祖——雷顿财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