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最近你批评我，要爱张罗，能改变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尝试改变自己去做到这两点。当然不是虚伪而势利的有温度，只靠拿嘴去张罗，只靠拿嘴去改变自己。懂我的你肯定知道我说的是谁。”

因为我爸重用的那些管家，公司已经不是二十年前那么繁荣。帕西瓦尔财团现在进入了一个“大型组织中晚期”化的状态，大型企业对内多于对外，规则多于创意，人际关系多于团队协作。

而那些印度人恰好是最适应这个状态的。

想想我们过去看到的大学中印度裔人同学的特点：善于汇报，善于表现，善于拉帮结派，善于任用乡里。可问题是从没听说这些人有善于独创，开辟，愿景，引领，思想的。和历史上那些伟大企业家比一比，这真是布列塔尼的悲哀。

说白了，就是大企业病，印度人就是这个病灶上最容易滋生的那种自我玩命繁殖、充分吸收机体营养，却绝不可能对机体产生任何建设性贡献，甚至对机体死活完全无感情的那种癌症细胞。

要放在你们中国或者我们法兰西历史上，就类似于诸如贵族，皇亲，宦官那一类人。

最后雷顿以忧郁的口吻这样写道，也可能是我读书多而食古不化吧，这几年看到潘德拉现状，总是联想到古罗马的帝国化，想到那个度过卢比孔河瞬间，想到前后三巨头与埃及，想到罗马帝国公民兵的军阀化；自然也就联想到东西罗马的军事佣兵化，想到西罗马亡于外籍佣兵，想到拜占庭的宫廷外籍职业经理人，想到威尼斯与热那亚对君士坦丁堡的所作所为。

直到1453那个绝望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绝望的金角湾。

“也许这确实是异想天开，自以为聪明的呓语。静怡你就听我讲了一个笑话算了。”

最后，雷顿以这样的口吻结束了电子邮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