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的法律继承隋唐，隋唐就以宽简为主，主要有“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”五种刑罚。

其中徒刑就是坐牢，这个刑罚在汉代比较严重，最高是城旦舂，也就是无期徒刑，但可以花钱赎，要是钱到位的话，可能一两年就出来了。

而隋唐时期，徒刑比重就下降了很多，最多也就关几年时间。

宋朝继承隋唐的法制，徒刑甚至比隋唐还轻，一般也就关一到三年。

由于坐牢会增加朝廷的财政支出，所以当时遇到重型犯罪基本以流放为主。

只是说是流放，实际上只要你有钱，甚至都不用被流放，即便真被流放了，一路上日子也过得很舒服。

比如《水浒传》里，宋江因杀人被流放江州的时候，两个衙役都客客气气。即便到了江州，由于使了银钱，连杀威棒都不需要打，录入抄事房，出入自由，跟回自己家一样。

从这里就能看出宋代所谓的流放刑罚有多少水分。

并且到了被流放地之后，也不需要坐牢，基本的人身自由还是有，官府会发放一些生产资料让你自己耕种，钱多的话，你在当地过得不会太差。

所以实际上宋代的法律，并不能给受害者关怀和保障，甚至可能连应该有的惩罚都没有，最多就是帮忙开发岭南而已。

明清时期广州地区人口增多，除了战乱南迁以外，跟唐宋时期大量犯人流放岭南也有一定关系。

赵骏认为这些法律完全不足以彰显法治精神，因此才打算让刑部重新制定律法。

这必定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，甚至稍有不慎还可能引发司法变革。

可有些事情不管怎么样，都必须去做。

因为在一个人性、人权被压制，没有任何尊严的时代，需要有一个人帮底层拾起这份尊严，哪怕未来的阻力会很大。

赵祯沉默了片刻，轻声说道：“或许大孙说得是对的，大宋要想强盛，法治一定不能少。”

“还要有法治精神！”

赵骏强调了一句，随后说道：“只有深刻贯彻这个理念，法律才能深入人心。”

王曾迟疑道：“若按你说的，以后改判刑就得坐监，可是坐监就要管犯人吃食，这对于朝廷来说，恐怕是必不小的负担。”

“现在暂时先以流放为主吧。”

赵骏想了想，随后说道：“但流放的目的地改一改，可以送到边境修筑工事，也可以送到陕西、河北，开垦屯边。”

“大部分犯人都流放南方，或者刺配充军，做囚徒送往边境的话”

范仲淹沉吟道：“主要是担心他们逃回来。”

古代流放为什么都流放到南方？

就是因为南方鸟不拉屎，环境恶劣，而且非常难以逃回去。

比如宋朝的《元城语录解》中有一句话，叫：“春循梅新，与死为邻；高雷窦化，听着也怕”。

说的就是后世广东、海南等地。

这些地方此时山岭重叠、林木茂盛、瘴气丛生，北方人过去，往往水土不服，很容易病死。

而若是流放到北方边境，像陕西、河北等地，犯人很容易逃跑。

所以在古代流放其实算是比较重的刑罚。

“老范，你得有点信心。”

赵骏鼓励道：“难道你还怕解决不了一群犯人？这些可都是劳动力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范仲淹就不好说什么了。

赵骏继续说道：“先拿这些人充军、开垦边境，为西夏、辽国战争做准备，等以后如果能解决内忧外患，可以开拓海外了，送去东南亚、菲律宾，甚至澳洲、日本。”

“哦？”

众人纳闷，赵祯不解道：“不是说法治吗？像后世那样，以徒刑坐监为主，怎么又流放海外了呢？”

“因为现在缺钱啊。”

赵骏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法治精神的前提是有钱，没钱谈个屁的法治。流放海外，让他们开垦良田、矿山，从国外运回粮食、矿产赎罪，等大宋真正强盛起来，才能维护好法律秩序。”

说到最后，赵骏又发出了一声长叹。

在古代讲法治精神其实是件很离谱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时代看似文明，实则依旧野蛮。

皇帝、官员掌握生杀大权，想要弄死普通百姓，犹如捏死一只蚂蚁。

甚至地方豪强、衙门里的下级吏员，都敢随意践踏法律，欺压底层小民，成为他们头顶上的一座大山。

而且即便是赵骏带来法治，社会发展也跟不上。

首先你建造监狱，就要大量财政支出，还要管犯人衣食住行。

接着又得普及法律，进行教育普法工作。

然后是监狱建立之后，总要有人看管，这又是一笔花销。

大宋人口上亿，罪犯二三十万绝对有。在没有缝纫机的年代，劳动改造最多也就是种种菜，挖挖地。

管理犯人的支出以及给予犯人的衣食住行就靠种地完全收不回成本。

所以每一件事情，想要做好都不容易。

杀人倒是一劳永逸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乱世重典也只能一时。

毕竟小偷小摸，你总不能也砍了吧。

因此赵骏想要像后世那样，依法治国，难如登天。

但有些事情，你必须去做。

就好像要发展海外，发展工业，发展国家，即便很难做到，也得向着这个方向前进。

再艰难，亦要砥砺前行。

至少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，才能让未来有一个明确的道路！

这也是赵骏想要成立司法部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