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个就是大力推广佛门，导致明明是区分南北院制度的大辽，在道宗皇帝后期，北院也南院化了。其核心就是原本逐水草而居的北院，因为祈福诵经的需要，在上京临潢府与东京辽阳府定居了。定居后，导致整个北院的牧羊生产大幅下滑。原本自给自足的各个部落，一下子不得不依赖贸易补充才能生存。整个辽朝都极度依赖宋朝的岁币来补充。

而定居带来的另一大后果就是各种疟疾等传染病横行，原本是横刀立马的草原铁骑，到祚帝时有一半被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折磨得上马都困难。

只是祚帝醒悟太晚，到祚二十年才开始大规模招募宋朝医匠，而当时，大辽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草原马场了。

而辽道宗干这两件事的动因居然是为了省钱给佛门建新寺，开什么水路法会保佑大辽江山绵长。真正的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这事当然也是有利于削弱北院那一系列实权汗王，但朝廷也注定失去了这些北院汗王的屏障。一旦不能自己直接解决辽东的女直外患，灭亡就只在旦夕之间。

其次，就是祚帝的刚愎自用。其上位得到南院文官的支持，一上位就大力清洗蛊惑辽道宗皈依佛门的太监与太监直掌的典宿卫。结局就是这批新上位的文官，骤登大位，各种应付不力。既然皇帝已经没了耳目，就干脆不报道。这也是祚帝前十年明明灾不断，却罕有救灾的原因。因为皇帝不知道，还以为国泰民安呢。

等到祚帝在祚十年回过味来，发现文官也会欺骗他，就再次大肆重用宦官、典宿卫，甚至各地官员必等宦官点头才敢行事。下财政一半入内帑，而内帑一大半都供养了太监与典宿卫。百官基本普遍欠俸一两年以上，却动辄得咎，人头不保。这一下，让下官员与皇帝离心离德。这也是祚帝逃出中京前本来是打算向朝廷百官募捐的。结果其国丈也就才愿意捐赠100两。事后金人拷响居然从国丈家找到一千万两银子。

当然更荒唐的是祚帝一度训练净军，就是太监军。结果就是这波人后面撤出中京逃跑都困难，直接就在中京周边，让女直人一个猛安带队全给杀了个干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