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君贶这话说得有道理，关键是只要官府收百姓就会认。但是，怎么能说服朝堂里的诸公，让官府收呢？——好了，此点我们以后再议，还是说到商上来。我提两点，作为引子，抛砖引玉，你们多想一想。第一点，以前都是讲男耕女织，自耕自食，自织自衣，这样的日子，不需要跟人做交易。朝廷收税赋，如果不收钱，只收绢帛，征发徭役，种地的人都能完成，不需要从别人那里买。这种情况下，商人实际上可有可无，他贩运的货物非种地农人所必须，商人自然也就不是朝廷所必需。但是，以今日来看，一夫耕，得粮供全家食用还有余。一妇织，也尽够全家穿衣还有余。若是古时，多余之粮帛为税赋，自然也就用不到商人。但现在不同了，税赋有定数，而粮帛却会增多，这些粮帛，如果不卖出去便就没有用了。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一点，货物到不了合用的人手里，便就无用。”

李觏小声道：“都漕，今日之天下，农人一年不得休息，全家也未必能吃上饱饭。”

徐平摆了摆手：“那是另一个问题，种地的人没有足够的地，地多的人种不过来。如果耕者有其田，便就是我刚才说的了。我们先按耕者有其田算，什么都缠到一起就说不清了。”

现在讲的是财富生产的问题，而不是分配问题。李觏精研理学，先贤讲的大公之世对儒生有特别的吸引力，这个年代不少学术大家都在土地平均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。历史上的李觏有《平土书》，主张均田，稍后的张载主张恢复井田制，并在家乡进行实验。他们一切的根本都是围绕耕者有其田，看似可行，实际上这种经济基础若是推行只能够让社会退回到老路上去。耕者有其田的根本是自然经济，不是徐平所追求的。只要是百姓人人富足，耕者有没有田又有什么关系？最怕的是说了不需耕者有其田，又做不到人人衣食无忧，多数人成了少数人的奴隶，那是统治者的责任，是另一回事了。

“其实不拿种地的农人说，用营田务说更明白。营田务里产的粮帛，他们自己人无论如何是用不完的，对不对？用不完的粮帛如果存在库里，最后朽烂，便就等同没有。这些粮帛如果全入国库，实际上还是一样的问题，朽烂还是朽烂，不过换了个地方。最最关键的，便是这些粮帛，要交换到合用的人手里，这就是商的用处。生产出来的货物，通过商这样一个环节，到了需要的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商不是无用，是可以创造财富的。”

商品经济之所以会以商业行为核心，便就是商品只有交换才有价值，仅仅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是算不上商品的。明确了这一点，便就明确了商业行为的必要性。徐平只是大致提一个思考的方向，具体完善还是要靠李觏和王拱辰两人。

“第二点，比如我花一贯钱的本钱，产出来的货物，总不会还卖一贯钱，总要卖到一贯多甚至两贯三贯。这多出来的利钱有什么用处？如果我的货物总是能卖出去，总是能够换来钱，当然把利钱再投入到本钱里，产出更多的货物。只有买卖，只有商业，才能完成这一点。而这样一来，天下的货物就会越来越多，财富也就越来越多，不是天下之财有定数了。能够一天一天财富多起来，天下何愁不治？”

听了徐平的这一番话，王拱辰看了一眼李觏，重重点了点头：“这话我最赞成！从我提举营田务，只有不多的本钱，面对一片荒地，便就是如此这般，一年一年大了起来。到今天，我营田务的钱粮，不客气地说，不下于任何一路！这就是例子。”

这才是商品经济的核心，通过商品交换产生利润，进而扩大生产。只要市场在，这种循环就能一直正向存在，社会财富滚雪球般越来越多。在商品经济下，商业行为不再是可有可无，更加不是可以抑制的，而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。重商主义，只有在商品经济下才有意义，而商品经济也必然会产生重商主义。

徐平要做的，只是理清楚这根链条，并通过这两年营田务和其他新场务的实践，说明这条链条的正确。在明了这条链条之后，根本不需要他去告诉别人重商，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地会转变观念。当然，这个商并不一定就是商人，而仅仅是指商业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