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运使司衙门里，王尧臣对徐平小声道：“云行，自从朝里的御史中丞换人，晏学士明显来得少了，而且就是到了这里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兴致问我们的事。”

徐平道：“人之常情，吕相公可不是什么心胸豁达的人，让他知道了晏学士天天混在一起，学士回朝之后日子不好过。”

王尧臣摇了摇头：“晏学士为人太过谨慎了些，岂不知越是怕什么越来什么。”

能不谨慎吗？朝廷里的位子除了宰相和枢密使，晏殊大多都能干，但也同样没有哪个位子非他不可。晏殊文采斐然，为此时的时文大家，但这个年代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文章写得好的。而真论治绩，晏殊没有拿得出手的，他的功劳，大多都是在兴办教育，发现培养人才上面。这就很尴尬了，晏殊发现培养的人才现在还都是中下层官员，最多如范仲淹等人做到中高层，缺少坚定的政治力量支持他。

再过一二十年，朝廷里的骨干力量有一大半受过晏殊的恩惠，那个时候他的好日子就来了。至于现在，他还是不得不忍耐，而偏偏他又是个忍受不了清苦寂寞的人。

人各有志，徐平理解晏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，不能强求别人做什么。面对吕夷简的压力，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。《富国安民策》只要编好了，结合京西路的治绩，吕夷简强压是压不住的。徐平的政策是有经济基础的，是有政绩摆在那里的，是真正给了百姓好处得到百姓拥护的。改革要想成功靠什么？群众运动和上层政治斗争结合起来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因为现在朝里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徐平还没有铺下身子到京西路的民间去，这次吕夷简真要是强压，不做任何妥协，徐平也不介意深耕群众基础，几年之后把吕夷简拉下台来。不过是新旧冲突太过激烈，对社会的冲击太大，徐平不想站到风口浪尖上去。

赵祯对官员结党非常敏感，他对大臣尊敬，对大臣放权，是有不结党这个前提的。历史上吕夷简一直到死，也没有人抓住他结党的把柄，这是赵祯信任他的基础。而反对吕夷简的，几乎都在他强大得让人失望的势力前，选择结党，当然不被赵祯信任。

这一点徐平同样了解，所以他从来不立山头，有志同道合者，但没有小团伙。徐平心里明白，只要自己要搞党争的苗头一出来，从此就会失去赵祯的信任。

改革是为了成功，为了这个目标，徐平不介意做一些妥协。

把手里的书册翻过整理好，王尧臣对徐平道：“西京也有刻书的地方，现在活字甚是方便，为何不让人把这些册子印出来，还要费这么多人力抄写呢？”

“书一付印，流到什么人的手里我们就难控制了。现在还不到时候，不好让这册子流到民间去，先抄写一些，给该看的人看吧。伯庸，最近朝堂里云谲波诡，很多事情看不清楚，我们应当谨慎一些，不要露出把柄给人抓住。依我看，最好是把心力放到这《富国安民策》上，朝堂里的事情一概不问。我们做的是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事情，任谁都说不出什么来。等到有了机会，上给朝廷就是大功一件。”

“坐山观成败，唉，惟今之计也只好如此了。”王尧臣叹了口气，继续翻着桌子上的册子。他是个淳厚君子，对政争既无心也没有兴趣。

不过徐平并不是坐山观成败，不参与朝廷争斗是他理性的选择。靠拢吕夷简，就得罪了现在反吕的人，而这些人的能量在十几年后会大得超乎想象，无论朝里朝外，他们都占据了主流。这是他从前世记忆里得到的结论，现在的反吕主力在历史上的地位太重了。而参与倒吕，就不可避免地沾上君子党的标签，这是赵祯最忌讳的，对自己有害无益。这个时候团结在一起反对吕夷简的人，历史上基本都是在赵祯晚年才得到重用，徐平心里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