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，王曾问王绎：“还有其他事情没有？”

王绎双手捧着一个木匣，恭声道：“晏内翰从京西路托人带回来这一木匣，要我亲手呈给大人。据来人讲，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龙图带属下官员所写，名为《富国安民策》。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详细剖析，以供圣上参酌。”

“哦，拿来我看。”王曾转过身，从桌上的一个小盒里取出老花眼镜带了起来。

王绎上前，把木匣放在桌上，轻声道：“夜深了，大人早些歇息，明日再看不迟。”

王曾口中道：“无妨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先回去吧，不必在这里陪我。”

王绎应诺，躬身行礼，出了书房。

王绎是王曾弟弟的儿子，并不是他亲生，因为王曾得子较晚，过继了王绎入门，一直是他随侍在身边。王曾初娶处士蔡光济之女，早卒无子。状元及第那一年，殿试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，又先王曾而去。再娶前妻之妹之妻，生四男三女。

这个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后娶小姨子是很常见的事情，除了王曾，还有一个欧阳修也是如此，就是历史上王拱辰戏称的“大姨夫做小姨夫”。

儿子出了书房，顺手把房门掩上。

王曾在灯光下打开木匣，取出里面的《富国安民策》来，在灯光下细细观看。

这不是京西路徐平组织抄写的那几本手抄本之一，而是晏殊私下里自己抄的，字迹极是工整，但并没有真正的手抄本那么详细，有多处脱漏。背着徐平做这件事情，晏殊总是有些心虚，不好明目张胆地全部借来一一抄录，有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写的。

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？那肯定是猜到的，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。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，这么多人参与，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。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，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，传出来的可以不认，好坏有个主动权。

王曾自幼过目不忘，诸子百家无不涉猎，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，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，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《富国安民策》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，一是徐平要有实践，实践才能说服别人，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。儒家流派众多，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，这中间必须有取舍，有所本，既要能够自圆其说，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。

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，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，《富国安民策》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。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，认识徐平之前，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，只有看清孟子无用，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。这也是没办法，讲理财，讲国用，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。早期的儒学大家中，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，不用他的名头用谁？

但李觏并不尊荀，他只是反孟，然后另成一家。荀子的思想一变，就成了法家，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，儒家和法家，儒家和道家，法家和道家，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后来王安石变法，一面尊孟，一面理财，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。

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，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，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，以人为本，能够自圆其说，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。引起王曾注意的，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，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，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，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，互相补充，互为表里，最后才说一句，公利是天下之大义。

《富国安民策》，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，谋公利时不害私利，与私利互相促进，共同发展，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。限制个人的**，发展公利，这是手段。公利扩大之后，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，这是目的。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，满足的**越来越多，这是《富国安民策》最后要解决的问题。中间如何协调，制度如何定，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，便是李觏认为的“礼”，而“礼”是天下根本。

儒家概念里的“礼”几乎无所不包，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，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，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。孟子讲性善，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，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，只要去发现她，培养她，引导她，讲究修身明志，养吾浩然之气。而荀子则讲性恶，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，所以“礼”要带有强制性，灭人欲才能存“礼”。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，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要想防止这一切，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，就要消灭人的**，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。

显而易见，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，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**，限制被统治者的**，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，便就是法家。

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，内圣而外王，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。

有宋一朝，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。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，尊孟的是改革派，以王安石为代表，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。而尊荀的，则是保守派，以司马光为代表。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，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，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。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，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，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