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全彬一惊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就是灭了昊贼，岂不是也守不住党项地方？本朝太宗和真宗两朝也曾深入银、夏，最终还是丧师失利，莫不是也是这道理？”

“人定胜天，上天就是定下了这界限，但人力到了，又有什么拓不出去的？汉武帝开西域，边界还离此万里，还不是一样守住了！兴、灵两州历朝历代都开渠从黄河引水，早已经是稻田遍地，满布桑麻。只要把那几州开拓出来，可以容数百万户，自然不用担心守不住。这次我们灭了昊贼，自内地广迁人户，把那里变成塞上江南，自然就固若金汤！”

打下来后能不能守住，其实还是要看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比例，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，不改变那里的经济基础，早晚还是要出问题。自武帝向西向北开疆拓土，历代迁内地人户屯垦，很多地方都有了农耕基础，运作得当，足够支撑应付游牧民族的威协。而且放牧也不一定要游牧，条件合适的地方可以半定居，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党项是怎么坐大的？他们本来与吐蕃同源，吐蕃崛起之后，党项受到压迫，逐渐自南向北、自西向东迁移。贞观四年，唐朝关于民族政策的大辨论，以魏征为代表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，党项这些番族迎来了好时光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们在大唐朝廷的主导下，与契丹、渤海、奚和沙陀等族一起，步步内迁，一直迁徒到横山地区，大唐走上了穷途末路，才在那一带盘距下来。在党项占据的地盘之外，原来的农耕经济全部游牧化。

唐玄宗让边地节度使掌重兵，管民政，催生了安史之乱，从此之后藩镇林立。由于地方权力过重，从而各地割据，这种情况不只是唐朝有。西汉七国之乱，也未必就比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规模小，但却很快平息下去。地方权重导致藩镇林立没有错，但藩镇林立长期化，绵延二百多年，却必然有其社会基础，使国家分裂的基础，这些内迁的胡族就是藩镇林立的基础。最后五代一统，社会基础之一就是这些内迁胡族终于汉化了。彻底汉化的沙陀和粟特等族联合汉族的力量，完成了天下一统，而半汉化的几族，如契丹和党项，则在北方立国，成为中原政权的致命威胁。等到更北的游牧民族崛起，半汉化的地域彻底消失。宋、明、清三朝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，朝廷政策是一，社会基础不再存在是二。

党项和契丹这些政权都是采用番、汉共管的制度，不是他们对汉人亲近，而是其经济基础就是半耕半牧。完全排斥汉人，他们境内的农业也将荡然无存。

由政策导致的偶然动荡可以理解，但动荡长期化，就必然有其社会基础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认识。五胡乱华之后的胡族内迁，便就是北方动荡的社会基础。

要消灭党项，仅仅是败元昊占领那些地方是不够的，还必须要把替代掉的农耕经济恢复过来，这才是真正艰难的任务。徐平一直坚持把俘虏南送，招兵则从川蜀，便就是要断绝党项这些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。没了原来的社会环境，南迁的番胡将很快汉化。

石全彬可没有兴趣听这些社会、地理的大道理，他也不感兴趣，道：“既然秦州这里是以天都山、马衔山为线，那为什么现在昊贼不敢过黄河？”

“我们已经占了马衔山，则葫芦川以西、黄河以南尽为本朝所有，河湟之地我们去攻与不攻，他们都已经脱离了党项的威胁。像兰州在黄河以南，我们派不派兵去占，都是在本朝掌控之下。不能分马衔山的地利，番贼绝不敢大军进驻兰州，不然阵前一败，他们无处可逃。而地方过小，不能驰骋，他们的骑兵多也就没了用处。”

石全彬叹了口气：“行军打仗，如此麻烦，我还是不费这些心思。只要这次能够痛击昊贼，重振本朝军心，我回去在官家那里有个交待就好。”

徐平看着外面月色朦胧，沉声道：“此次我以五万对三万，又是出其不意，还不能击垮卓罗和南监军司，就太过离谱！这种仗我不想打，不是打不赢，而是利处不大。对番贼这些忽聚忽散的兵马，每次用兵，都力求围歼才是上策。不然你占的地方多了，他们兵马仍在，最终挤成一大坨。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也，那个时候，就容易为贼所乘！”

石全彬没有说话，他看得出来，如果没有赵祯让自己带来的口信，这场仗徐平是真地不想打。现在兵力不足，过黄河一击，还是要退回来，只是打一场热闹而已。但战争终究是政治的延伸，现在政治上需要这样一场胜仗，这本就是一场政治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