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一国历史，必然是内外有别。对内可以用阶级斗争为主去分析，因为这是内部社会的主要矛盾，而对外则要以文化冲突去看待，因为这是内外交往的主要矛盾。只强调一面而完全否认另一面，不管是倾向哪一面，要么不实事求是，要么别有居心。

历史的大势当中，是不能针对两方，一定要指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的。因为人类社会的这些矛盾，是不断在变化的。既斗争，又融合，在斗争、融合中社会不断前进。有时候以斗争为主，有时候有交融为主，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。

汉族文化传统起于农耕，农耕又有大庄园、小自耕农、公有大农场的区别，每种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。认为农耕的文化就是千年不变的，不实事求是。所以这个年代去接儒家的道统，特别要强调“以意逆志”，合适的认，不合适的改。

胡风则是起于游牧，也分自由散漫的公社式和残酷的部落式，文化同样不同。

农耕文化的自由主义倾向，表现为“鸡犬相闻，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强调自耕自食，天人合一。游牧的自由主义倾向则表现为自由散漫，不受拘束，向往大自然。这两个倾向在民族的交流、融合、碰撞中不是主流，存而不论。

游牧文化中恶劣的自然环境，朝不保夕的生存处境，出现了一种只顾眼前，不讲以后的倾向。同时由于生存条件过于恶劣，一旦得到了改善便容易不思进取，对于自己得到的资源，死也不肯放手，对地位丧失之后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。而缺少交流，各自依靠自己面对大自然的生存处境，又让他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漠然。我给你什么，你就拿什么来换，人与人之间只有简单的利益关系。如果不能交换，则就靠武力抢夺，武力抢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种罪恶。这种抢夺的极致，便是抢人，把人如牛羊一样做为奴仆。

农耕则相对稳定，虽说是靠天吃饭，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。与游牧不同，农耕条件下人组织起来，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人定胜天的。所以便出现了两种倾向，一种是我自耕自食，不求于人，你让我做事得给我个理由。不管是完税纳粮，还是参军打仗，总得说服我，不然不做，不去。说破天去，我自己种地自己吃，什么都是多余的。而组织起来可以人定胜天，比如修桥铺路，比如兴建水利，都能够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。所以在另一个方面，又有守望相助，愿意承担责任的倾向。这两个倾向结合起来，便是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，不服别人管的性子，但又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。历史在发展，文化在变，但这种精神的内核却不会变。所以汉人文化既有各过各的互不打扰的一面，又有面临困境，勇于冲上前去，以大无畏的精神承担责任的另一面。

如果说，阶级分化导致了部落、民族、国家的产生，那么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便就导致产生了不同文化的部落、民族、国家。在部落与部落、民族与民族、国家与国家的交流与冲撞中，便就发生了迁徒与融合，战争与妥协，同时伴随文化的消失、改变与新生。

可以认为这种交流融合无罪，但不表示这个过程中的集团和个人无罪。不能够用人类文化交流的性然性，来为这个过程中的人和集团脱罪，不然就是对其他人犯下新的罪行。

子曰，逝者如斯夫。不可以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古人，随意臧否，不然你已经成为了百年之后人们的笑柄。一个人的言和行，总有其历史局限性。

客观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，才能够指导未来。出于某种目的，掩盖历史事实，篡改历史结果，是对历史的亵渎，是对现实的欺骗，是对未来的误导，是一种犯罪。

历史的洪流中不应该指出哪方是好人、哪方是坏人，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立场，有坚持自己各自文化与传统的责任。一个农耕传统的人，来到游牧地区，不做改变，还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与传统，会被游牧民族看作小偷。而一个游牧的人，到农耕地区还要坚持自己传统与文化，则会被视为强盗。一个人如此，一个集团也是如此，行为有好与坏、正义与犯罪之分。在你家里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到别人家里去做，还要怪别人不配合就是岂有此理。以此为理由大开杀戒，穷凶极恶，就是恶贯满盈，罪大恶极！

而从五胡乱华开始的游牧民族南迁，确实表现出了强盗的作为。你可以认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正常的，但不能够为其强盗行为脱罪，不然就是一种背叛。肆意杀戮，中原大地血流成河，十室九空，这种罪行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以为后人之戒。

一个人要有是非观，一个民族要有是非观，一个国家同样也要有是非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