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，拿给赵祯和徐平看。由于匆忙，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，稍加整理，没时间过多润色，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。

赵祯看罢，想了一下，突然大笑，对徐平道：“宰相一向待人谦和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，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。然与宰相共事之人，则说言辞虽谦和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，共事者难。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，朕有此感，然并不难也。至著之文字，才知百官所言极是。对公事持之甚坚，宰相用心于事，勇于任事也。过之则为执，宰相谨记！”

徐平捧笏躬道：“臣之过也。过不能自查，臣之失也。谢陛下提点。”

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，与人相处和和气气，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。对上对下都不明显，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。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，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。徐平做宰相，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。好在赵祯严于律己，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，对徐平的强势，感觉不深。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，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。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，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。

汉太祖在秦末乱世，马上取天下，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。到了宋朝，继承了这个传统，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，鉴于前朝外戚、寺宦之祸，对士大夫愈加倚重。

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，这既不是地主阶级，也不是读书人，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。士大夫是求贤，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，两者有根本区别。

简单地说，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，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。

一国之中，甚至一家之中，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，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，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。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我只看对我好与坏，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。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，你是什么出身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。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，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。

政权具有独立人格，就超脱了阶级，不能超脱，政权就无以维持。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，谁让我活不下去，我就反了他的。这是很多人的态度，政权要调和，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。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，同样的危机，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
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，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。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，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，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，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。对于皇帝来说，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，但为了管理国家，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。

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，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，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，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，选的是贤不是能。选出贤来之后，才有所谓的任能。选贤与任能，对于政权来说，不是一回事。

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，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，不容其他人涉足。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，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，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，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。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，以后也会如此。能够把握好态度的，毕竟只是少数人。

左右天子方为大忠，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，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，而不是皇帝本人。极端情况下，甚至不惜改换皇帝，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。

正是求贤，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，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，私德并不紧要。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，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，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，一面挟妓游玩。

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，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。

无关紧要，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，谁能帮助我就用谁。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，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，只要能办事，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法外之事皆可为，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。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，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。不管是权还是物，我不给你，你不可以取。

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，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，人人都无私。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，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，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。

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，在他们眼里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，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，只要效忠君主，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。让你明白怎么做，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，师于吏。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，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，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，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。没有这个觉悟，便教育你，屡教而终不改，则就是大家的敌人。教育是温和的手段，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，人民公敌是也。

法家强求天下一律，不承认人的复杂性，手段猛烈，做起事情来见效快，矛盾积累得也快。国家面临巨大威胁，有明确目标的时候，法家更加有效率。

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，侧重于安内。因为有一个缓冲层，矛盾积累得慢，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，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。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，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，与贤人共治天下，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。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，儒家不强求一律，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，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。仁义不失，天下不亡，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。面临外敌的时候，讲仁义没有用处，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。

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，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，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。

法家利于对外，儒家善于对内，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。国家面临生死存亡，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，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，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。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，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，不然终亡于内乱。

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，天下自治，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，先被淘汰。

中国文明早熟而且延续，延续自不必讲，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，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。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，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，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，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。

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，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，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，对统治者生死攸关，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。

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，意识形态是相同的。

秦汉在意识形态上大致相同，秦亡于内乱，汉朝吸取教训，以儒家代法家，对内开始讲调和。正是在这个调和的过程中，汉朝在秦朝政治统一的基础上，完成了文化统一。

我们之所以为汉人，就是在秦汉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
到了宋朝，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早已经不明显，名为儒家的士大夫中实际上有大堆法家信徒。用秦暴政失天下来攻击政敌，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。

用儒家还是用法家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执为中心的官僚执政集团，这只是治国理政的手段。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，法家思想抬头，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党争最激烈的时候，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，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。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，有的主张对内，有的主张对外。而涉及了内外，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。

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，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内外两个部分。内外的意识形态，表现为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辨，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，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，怎么分，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外人，都是意识形态的争吵。讲中国古代不分国家和民族是不正确的，中国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开始分了。

意识形态对内的部分，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，还是天下人之天下。政权是私天下，还是公天下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大家不信天命了，回答这个问题解决政权的合法性。

讲历史，经常把秦汉并举，隋唐连称，唐宋连称，元明清连称。隋唐连称，只是延续秦汉惯例，有政治上的继承。唐宋连称比较怪异，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五代，就像把元朝隐去连称宋明一样。宋和明可以分割，但唐与宋却不可分割，不然说不清宋朝。

有讲唐宋并革，从方方面面举例子，指出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其实各种转变都是表象，核心是意识形态在这两个朝代发生了重大转变。

唐太宗言，“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”这句话落实到国策上，就是改变了中国一直传承的内外有别的意识形态。徐平讲仁不施于外，就是从这句话来的，唐朝的教训，让宋朝对内外之别格外敏感。他不这么讲，就是士大夫之公敌。

自汉武帝用董仲舒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确立了天命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。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，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时代。

政权是需要合法性的，认为古代的人都头脑简单，或者单纯是愚笨，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是失察了。从原始社会走出来，形成了国家，政权一直需要合法性的来源，不然就会面对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”的局面。中国的历史记载清楚，脉络清晰，明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其内在需求。不然凭什么你做皇帝，我不能做皇帝？凭什么是你们去治天下，不是我去治天下？好处为什么给你们，不给我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

先秦诸子，对于最早的政权合法性，大多是推于圣人。即出现了政权，最早的当权者是大家推选出来的，是获得绝对大多数人认同的，顺天而应人。此时就是公天下，先秦对三代的记载，有记载史实的一面，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编历史的一面。

三代之后，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，至周而大成。天下封建，各守其家，天子只为诸侯共主，而非天下的主人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家。此时，是没有大一统的合法性的。

秦灭六国，天下一统，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，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一人之天下。这是最早的大一统政权，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被乎略。陈涉一呼，政权合法性就轰然崩塌。

到汉武帝用董仲舒，以天命论，给了政权合法性，至此大一统政权才真正完成。

天命论本自《公羊春秋》，其中本来含着“公天下”的基因，是通过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。到了唐朝，天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，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一个新的来源。特别是朝廷要削藩镇、去寺宦，重建大一统，需要新的理论基础。韩愈和柳宗元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儒学复兴，并分别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两派。

柳宗元彻底否定天命，把天命与人世彻底割裂，天人不相感，不相交，韩愈对天命讨论不多。他们在认为天命不以足做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后，把合法性来源归于治乱。而要达天下大治，则需选贤任能，使贤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，即圣贤政治。在求贤，使自己为君子而为贤士大夫上，不再求于天，开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。

天命与人世割裂，便出现了研究天理的周易八卦、气论等一系列理论，出现了研究人之本性，人的性情怎么发展变化，如何影响人的贤与不肖一系列理论。

理论是本于实际的，并不是空想谈玄，跟历史进程息息相关。

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论，是道学家的事。对于政治来讲，最重要的，是由此带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来源的终结，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于天，而来自于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