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识形态别内外，确定对内对外各自的态度和行事原则。对内首先明确，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?是所有人的政权，还是某一部分人，某一家，某一个人的政权，这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。承认天命，天子是代天而牧民，合法性来自于天，就是一个人的政权。不承认天命，则就是公天下还是私天下，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还是一姓之永祀。

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”，就是一人之天下，我做皇帝，是因为我能打。所以当有人比你能打的时候，生死认命。统治者可以认命，百姓怎么认命，乱世不可长久。

一姓之永祀，家天下，表现出来就是封建。封建社会，是家天下的时代，是要分封同姓的。同姓封国，是出于家的一员，异姓封国则为客。周对天下分封建国，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，即二王三恪之制。客为宾，待之以宾礼而非臣礼。异姓以功封国，是不再视为自己之臣，而是待之以宾。一字并肩王，在家天下的时代是有可能出现的。

礼制是意识形态外化的一部分，抹掉意识形态，礼制就莫名其妙，让人不明所以。

后人看周的分封，虽然被秦所灭，但依然还是华夏，认为分封有利于延续文明，古人是不会这么看的。秦为周之客，而周亡于秦，站在周的立场上就是被外人亡了。汉朝不许异姓封王，就是鉴于这样的教训。同姓封国，又出现了七国之乱，汉武帝别寻出路，从天命取来了政权合法性。天命带有公天下的一面，只是以天命授给一个人，在这个体系内天下依然是公器，不能市以私恩。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识形态，才是终结封建的原因。

大一统的政权，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，这是中国封建时代至秦而止的内在原因。只有家天下，才会分封，这是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原则。明朝分封，是从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，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。明朝严格说不是大一统的政权，其疆土内有封国，只是把封国弱化抗拒不了统一，是部分封建。

同样面临国破家亡，南明对于拥戴谁当皇帝争得一塌糊涂，南宋随便拉一个姓赵的就可以当皇帝。因为明朝是家天下，官员有家臣的性质，不会像宋朝官员那么随便。

明亡于内忧外患，被清所代。清朝是夹杂着对满族人内部的原始公天下，和继承自明的家天下，又承接了大一统的大杂烩政权。表现出来，就是浓厚的奴隶制遗风。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，对意识形态的讨论，必然非常忌讳。王朝兴替，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、五德终始之说，不得不被捡了出来。

之所以会出现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，来划分欧洲的白人兴起前的时代，是因为欧洲的罗马亡了。罗马亡了，欧洲的公天下、私天下这样的脉络就断了。入侵的蛮人，是从部落制进入家天下的，工业革命兴起之后，从家天下进入了公天下，几乎没有出现私天下的历史阶段。换句话说，欧洲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。公天下了，便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。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，就有统一战争的外在需求，有结成欧盟求统一的行动。

把唐宋连起来，看作一个整体，才能看出来，蒙古灭宋，中原文明到那时断了。蒙古灭宋几乎是相当于罗马被蛮族所灭，只是中原文明顽强，又爬了起来而已。

意识形态会外化为政治结构，形成制度举措，并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。

儒、墨、道、法，先秦诸子，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层次，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地方不多。把他们的理论分别，当成意识形态的分岐，历史就会成为一团乱麻。

中国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是公天下、家天下、私天下，治乱循环，是在这个结构之内的。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及以后的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包容不了中国的历史，套到中国来，就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秦之后的历史时期。反过来，中国对天下属于谁的意识形态，是可以包容掉把历史划分出的那些时期的。

对历史进程的划分，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，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。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，会推出共产主义这个大同之世，是因为公、家、私、公、家、私的中国历史，和欧洲的公、家、公对上了，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。

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，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，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，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。

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，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，到了真身临其境了，做宰相了，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，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。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小公务员，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《弟子规》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，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而已。自己治国理政了，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。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，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、注，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，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。通了，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。不通，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，前言不搭后语，皇帝不会信，百官也不会服的。

原始社会的公天下，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，然后就是私天下。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，很快就被汉取代。汉武帝用董仲舒，独尊儒家，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，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。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，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，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，便就是因为此。

历史到中唐，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，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，祐民者殃，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，已经难以为系。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，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，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。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，去天命而求之于人，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。

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，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，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。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，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，驳封建。

到了宋朝，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，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，提倡文治。对于政权的合法性，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，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，承韩愈柳宗元之后。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，公天下的意识形态，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。

有这个背景，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。赵祯不会觉得奇怪，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，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。

理通事顺，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，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。

不把道理讲明白，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，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。

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，剥去天时、地理这些外在因素，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，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，导致社会危机出现。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，便亡于内乱。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，亡于外敌。政权之亡，有亡于内部矛盾者，有亡于外敌者。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，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，两者有相关性，但又有根本的不同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，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。

这种治乱循环，放到资本主义时代，换一个名字，比作经济危机，也就通了。

周朝有天下八百年，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。周之八百年，虽有春秋战国之衰，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，或许可以认为，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，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。

当然，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，因为更可能的是，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。家天下的上限，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。

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，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，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，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。改革朝政，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，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。改革措施，与此无关。

确定了天下属于谁，谁是这个政权的主人，意识形态接下来面对的是国内矛盾。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，意识形态的下一个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。同样是公天下，还有一个立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