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年代，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，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。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，产业带不走，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。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、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，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，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。

徐平这样做，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，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影响国家的政策。对于自己人，这样日防夜防，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。有这样的行来，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，自有台谏系统，把人赶走就是。还是那句话，要论迹不论心。

这样做的目的，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，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。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，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，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。

官员有职、官和差遣，看起来系统复杂，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，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，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。徐平坚持不改，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，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。不是徐平顽固，而是这真地改不了，强行改，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。

简单地说，官员有这三样，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，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，习惯成了自然。职以待文学之先，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，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。职真正的用意，其实跟文学无关，是来别士大夫的，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。官员只有带上了职，才成其为士大夫，是清要，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。带职和革职，以及职的升降，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。小官带职，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。

士大夫要自成一党，带不带职，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。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，事实也是这样，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，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。

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，而是政治原则，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，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。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，不是独立的。

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，享受什么待遇，是与职级有关的。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，一直有人抱怨太乱，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。乱是正常的，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，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，不如此不能够适应。

与徐平前世类比，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，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，差遣是实任职务。这个年代的各种使，各种提点差遣，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，各种主任。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、正科级、农机站长，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、官、差遣系统。

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，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，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。这样的结构，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，不是专政政权。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，用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，确保政权的专政性质。

把阶级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万物换掉，作为意识形态，士大夫集团就成了执政党，而不是革命党。作为执政党，不需要单独出来确保专政，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专政，而是调和。

没有徐平，不来做这种改造，而是正常发展到王安石变法，出现新旧两党，那么条件合适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形态的政权。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，军队能彻底掌控，社会上出现一个资本家阶层，官营事业慢慢向社会转移，宋朝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。

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，我们把旧社会的一切埋葬，除了吃喝玩乐，每一项都带上了落后愚昧的帽子，事实当然不是这样。历史发展到了北宋这个时期，从意识形态，到政治的本身，已经具备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，只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。生产和经济条件达到了，会自然过渡到西欧最早的资主义。只是可能会出现的，要么是皇帝专权的君主立宪制，要么是强国家元首的两党制。

否定之否定的阶级理论哲学，在东方没有表现出来。日本走到资本主义，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，强行实行工业化。最后虚君，不过是历史上的幕府而已。

欧洲进入资本主义，国内暴动不断，不知多少国王被送上断台头，多少封建领主被砍了脑代。与其说是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阶级革命，不如说是从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统。这个过程，类比的应该是中国从战国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。

中国历史，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造成的大动荡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。而且中国历史上，奴隶制国家的特质并不突出。

在思想和政治上，中国在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个历史阶段，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，新旧两党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。因为新旧两党党争，随之而来的君权加强，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，要求在阶级斗争，皇帝要独立出来，不被掌控，以确保整个政权的调和性质。

欧阳修的疑惑，就是在他朋党论的思想中，已经有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觉悟，却被徐平一脚踢进了一党执政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