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平道：“官不与民争利是不对的。若说官员不许与民争利还有道理，朝廷不与民争利是何道理？治理天下，朝廷总是要用钱粮。节流总是有限度的，若是无处不可省，朝廷也就可以不要了，是也不是？又要轻徭薄赋，又要不与民争利，朝廷的钱粮从哪里来？总不能凭空变出来。我在三司多年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凡不加赋，不争民利而让朝廷日用自足的办法，大多对天下有更大的害处。节流不能够空讲，应当详列条贯，一年哪些钱当花哪些不当花。节流是在列条贯的时候，而不能条贯出来之后，再空口去讲。是以一年朝廷就用这么多钱，不去夺民利，便就要加赋税。所谓争民利，争的是势力人家，工商大户的利。真正细民的利，本就没有，又向何处争去？”

“加赋税，天下之民，无论贫富，均受其害。三司营场务，是从富户手中争利，都一样是用作朝廷治天下之费。何者可取，何者不可取，显而易见。”

“由此可见，三司营场务本就是为了不苛求钱粮于细民，营利只是手段。是故不当舍本逐末，死守三司之利不放。之所以要把小的官营场务发卖于民间，是因一切皆在三司手中，难免年深日久，事事苟且。因何？三司只要满足朝廷之费，便就足够，以一定本钱赚出尽量多的利钱，并不苛求。而只有百姓得利，手中有钱，所需之物才会愈来愈我，才会要天下尽心求治生产。此是放水养鱼，于天下有利。”

“天下产业尽集于三司，固然不可，三司手中无产业，一切求于细民，也是不当。其间分寸拿捏，便是朝廷之政合适不合适。此次巩县要建大车，便是如此。三司因为匠人的一切本于场务，不许其为私人会社效力固然不当，任其随意施为也是不当。是以，臣以为当让巩县那个私社，与三司妥善商量，给出如何价钱，三司允其用自己的技术，用自己下属的场务来制大车为是。只要价钱商量得妥当了，此事可行。以后若有同样的事情，皆可沿用此例。民间会社之间，也可比照办理。”

简单地说，技术转让费、专利费、市场准入，都是有价钱的。只要其他会社给得起价钱，便就应当让他们做。三司不能搞行政垄断经营，而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。三司有国家资本支持，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，竞争不过就有问题了。

徐平提出的这个办法，首先获得了吕夷简的同意。这就跟禁军的改革一个道理，把朝廷的某一部分搞成封闭集体，跟社会隔绝开来，早晚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弊端。不但是耽误了社会发展，还形成了不融入社会的特殊人群，百害而无一利。

三司的产业，同样要跟社会的其他产业一样，雇人经营，雇人管理，雇人作工。产业是经济组织，不是政府衙门，一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。官方只要掌握财政权和人事权，其他事务可以放手，比照民间的会社经济管理就是。

这些产业获得的利润，可以投入到社会的各项事业中去。用这种手段来筹措政权管理天下的一部分费用，而不要事事都靠税赋。税赋一加一减，无不引起天下震动。不如用这种手段，尽量减小因为经济波动，而加在天下百姓身上的负担。政权当向人民示恩，而尽量避免采用加税的办法，引致民众怨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