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祯看过了奏章，对徐平道：“三司之场务，其利归朝廷。宰相因何一力命其让利于细民，使民夺朝廷之利？人言官不当与民争利，宰相多次辨驳，似不应如此。”

徐平道：“此次不是官让利于民，区区一个汇通社，何德何能敢代民受利？朝廷向民让利，减税可，免役可，让渡产业却不可。为何？产业离于官府，入于细民，只是几家之民而已，天下百姓何曾得利？民为天下百姓，非几家几姓，官民之利当如此分。是以官府让利，不一定是百姓得利，处置不好，天下百姓受的盘剥更重也是有的。”

不管是官不与民争利，还是国退民进，利益进的都是少数人的手里，其实做不到全民得利。这样的结果是政权失去了财源，富了一小部分人，大部人未必有好处。私人企业会比官营企业更善待员工？还是会大方地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？显然不可能。

放出一部分官营产业到民间，目的不在这里，官方让利于民，得利的民不是政权含义下的民。一小部分人借助官方放出的产业发家，并不能真正让民得利。而且私人不需要跟政权一样承担社会义务，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事，剥削更重几乎是必然的结果。

杜衍道：“既如此，宰相为何让三司让这一部分产业于汇通社呢？”

“荀子曰：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；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为此言，因当时之国为一姓之国，天下为一姓之天下，故有此言。到如今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，此言已时过境迁。此时君与民何如？民为水，朝廷为鱼，鱼无水则不活。三司放一些产业于民间，是放水也，放水于民，以养朝廷。若三司之产业尽为官营，则与民隔绝，所谓自绝于民必无活路。此产业三司有，民间亦有，相互学习，相得益彰，才是长久之道。”

官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低，民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高，实际上经营得当，民营企业很难与官营企业相比。不过没有民间产业，官营产业会越来越倾向于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便如现在的禁军一样，慢慢就朽坏了。徐平之所以让三司向民间让利，不是因为体制，也不是因为效率和管理问题，纯粹就是保持经济上的官与民的交流。当民营占的比例过大，威胁到产业发展前途的时候，反过来操作，同样非常正常。

徐平前世，国营企业是非常明显的例子。与社会隔绝，慢慢发展到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文化，发展到世袭接班，失去了社会的责任感，最后一塌糊涂。至于归结为体制问题，或者有些人认为的国营就是不行，国营就要全部卖掉成为私营，纯粹是有人想吞掉公利为自己的私利编出来说说而已。很多国营企业，保持了所有权不变更，充分进入市场竞争，反而发展得很好。不管是工人待遇，还是产品质量，国营的都不差。

先是为了争取这个小圈子的支持，让他们关起门来，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伙，由此失去了圈子之外人民的人心。无法收拾了再一下子全部砸烂，把这些人一脚踢开，又失去了这些人的人心。这样的权术手段，只能得逞于一时，最终留下全社会在经济上离心离德的恶果，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努力才能擦干净屁股。

一旦失去了人心，制度和经济上投入再大也难见效果。徐平前世，很多国营厂矿为主的城市，衰落之后怎么救都救不过来。不是资源不够，也不是办法不对，而是那里的人已经被骗得惨了，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投钱过去，他们不是想办法去发展，而是怎么把这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。至于以后，以前的经验告诉他们，不能想以后。

公天下，政权和人民就是鱼和水的关系。水里没有鱼就是一潭死水，鱼离了水就不能存活。所以徐平让三司让渡产业，是为了向民间放水，来养活三司的这些场务。至于经营的好不，场务的效率，甚至产品的质量，孙二郎那些人比三司场务还差得远。

这才是发卖官营场务，让渡三司场务利益的意义，私营比官营有效率，那就是说出来有个说法而已。资本主义的根本，是认为经济活动中只存在他们讲的理性自然人，即人人自私，一切都为了自己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。社会主义刚好相反，认为经济活动中只有社会性的人，所以才以公有制为基础。

有前世的经验，徐平便就知道这两个极端哪个都靠不住。还是政权与百姓，互为鱼水交融在一起，比较接近实际。
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是荀子针对那个年代说的。家天下的时代，有主有客，统治者这样认识是对的。不是家天下，到了公天下的时代，那样讲就不符合时代现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