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敞道：“相公言民思无邪，自然极对。只是，采来的小曲当中，有的过于恶俗。”

“这也是有的。小曲并不全是民思，歌以咏志，求的是民之咏志之思。小曲当中，确实是有心邪之人，宣其心中之恶。便如东邻绫罗家有财，把来杀了做包子，衣服卖了换酒喝，便就不能算民心之思。百姓有贫有富，为富者不仁，贫者宣其心中之怒，这就是天下之民所思，诗经中也有硕鼠篇吗。写为富者如何不仁，受欺者奋起而争，就无邪。不涉天下之事，只宣泄其不法之欲，便就取而废之，禁民传唱，甚至刑其作者。”

说到这里，徐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为政最难，便就是对度的理解与把握。世事有度而无界，为了天下为一，便立一个界在那里。年深日久，事情从远离界限的地方，会越来越靠近界限，这界限便越来越模糊，终究此界被破要重新立界。只是时移事易，就怕后人忘了立界只是分度，把度抛到了九天云外，把界当作万世不易之理。一遇到破界之时，便如临大难，诚惶诚恐，便如天要塌了下来。民间小曲确实是有需要禁的，但开了头，后人就会用得手滑，把不该禁的也禁掉了。是以对于小曲，禁慎之又慎，而不罪其人。”

度难把握，对于最开始立制度的人，其实相对容易，但后来者出于对制度的敬畏，不敢更改。随着制度跟现实脱节，把握越来越难，最终会无所适从。所以对无关大雅的事情制度从松，而不就严，免得政权与现实脱节。这种现象从古到今都有，前世嘻哈音乐从地下走上前台，便就引起风波。该不该禁？如果内容反映的是某一个人群，在思想上的迷茫与挣扎，诸如此类，自然是不该禁的。但如果堕落到暴力、色情、违禁药品，而与社会完全脱节了，那不禁就有问题了。这个年代的小曲、杂剧，也是一样的问题。

张载道：“然小曲里面，还有辱骂官府、官员，甚且大逆不道的，又该如何？”

徐平笑道：“这是难免，为政者凭着道理做事，道理也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啊。不管是在邕州，还是在秦州，在整个西北，还不是一样有骂我徐平的。有的还咬牙切齿地咒我当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的呢。为政者要有这个担当，有这个胸怀，确实因为你做的某些事情让人家不舒服吗，不许人家骂你几句啊。听到了被骂，自当反省，政事有没有道理，做的有没有不合规矩的地方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吗。骂几句没什么，就骂呗。”

张载和刘敞两人面面相觑，没想到徐平倒是想得开。

想不开又能怎么样？民如稚子，不开心了不许哭两声，嘟囔几句啊。政权如父，粗暴的手段少用，尽量地要讲道理。为什么不让你做这件事情，道理说给你听，听懂了乖乖不许做，听不懂委委屈屈也不许做。但不能动不动瞪起眼睛，不听话我揍你啊。

道理讲明白了，时时跟孩子谈谈心，听听百姓的呼声，道德便会形成。

民歌被采集来之后，要经过整理、删减，把其中政权应该听到的人民心声找出来，有合乎道德要求的，也有不合乎道德要求的。政权从而进行引导，贯彻到政治当中，用政治制度和施政来互动改造。在这种互动和改造中，政治与民心越来越合拍，相互理解吗，认同感便会形成。文明由此而新生，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。

民俗是由文化而来的，相互影响，而文化又根本于政治。一旦脱节，文化不成其为文化，风俗便就沦为三俗。文人怎么做学问，百姓便就有什么样的风俗，要想合拍，只有文化去就百姓，因为他们是表，百姓的风俗才是里。最简单的例子，文人做学问弄些鬼鬼神神，两人讨论学术，你说这个先贤这样说，请一尊神，他说那个圣人那样说，又请一尊神出来。到了最后，学问成了最后看谁的请的神大，而茫然不知道世间还有道理在。在风俗上就成了请神跳大神，民间有样学样，出了事请神来。最好笑，是这个时候，文人看见百姓跳大神，鄙夷地痛骂，愚昧、落后，无可救药，有这样的人民，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