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9号下午，东洋大本营参谋本部，参谋次长多田骏，收到驻朝军参谋长北野宪造少将发来的急电：

“29日晨，约10名苏军士兵出现于沙草峰南方1公里的高地，越境开始构筑工事。古邑（古城）守备队以20名士兵于15时将其击退，以后该小队为了避免战斗，主动撤回到洋馆坪南方2公里的高地，正监视敌情。”

在这里北野宪造用了春秋笔法，把日军守备队参与攻击的人数减少了一大半。

由两个小队60余人，变成了20人。

而且把古邑守备队，看到苏军坦克步兵协同攻击群望风而逃，也委婉的说成了‘为了避免战斗，主动撤回——。’

东洋参谋次长多田骏，看到电报心里大喜，连忙匆匆进宫向裕仁报告。

听了报告，裕仁又开始了他的‘磨盘大法’。

一脸‘无可奈何’的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。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，切忌越轨行动！”

‘事巳至此，无可奈何。’

这是裕仁自9·18以来，一贯的态度，‘既想爽，又想立牌坊，表示自己如同雪莲花一般的贞洁无垢。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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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，因为张作霖对日方针日渐强硬，日军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。

1928年12月29日，少帅宣布东北易帜，服从国民政府领导，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。

随后，背负着国仇家恨的少帅，对东洋采取完全不合作态度。

并且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，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，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。

在这里，少帅打算利用东三省富饶的资源，和东洋打一场经济战争，直到最后把东洋势力完全清除出去。

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，但少帅毫不妥协，因此日军关东军少壮派，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。

与之同时，1929年底，东北军为了从苏军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，与苏军爆发武装冲突，即中东路事件。

东北军大败，中苏关系彻底断绝。

而失败的关键一环，就在于原本答应出兵援助东北的老蒋，这时候正在忙着排除异己，要打‘蒋冯阎战争’，象征性的给少帅支援了200万军费，聊表心意。

气得被涮了一道的少帅破口大骂。

他堂堂东北王，缺那点叫花子钱么？

由此，导致了少帅对南京和老蒋及其不信任，为一年半以后的9·18大撤退，埋下了祸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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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，在战前，石原莞尔中佐曾经吹牛比，‘“对付他，使用竹刀就够了！’

然后石原莞尔，坂垣征四郎，这两个关东军中佐，大佐联手。

前者策划，后者实施。

开始了东洋历史上面有名的，‘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’。

9月18号，日军独立守备队300士兵，攻击8000守军的东北军第7旅北大营。

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，命令东北军，‘不准抵抗，不准动，把枪放到库房里，挺着死，大家成仁，为国牺牲。’

19号，在沈阳协和医院，东北军司令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：“吾早下令我部士兵，对日兵挑衅，，不得抵抗。故北大营我军，早令收缴军械，存于库房。”

然后，被迫离开沈阳，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。

随即，南京老蒋指示施肇基，‘向国联提出，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。’

11月29号，锦州致电老蒋：“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。”

12月2号，南京通知英、法、美三国的公使说：“他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即要提出使法、英、美三国满意的保证，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。”

随即，老蒋的‘锦州中立案’曝光，举国哗然。

南京方面于1931年12月4号，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。

同时强调，‘日军进攻，应积极抵抗’。

顾维钧于12月3号电文，‘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，请暂从缓。’

12月5号，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，‘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，兄为国家计，为兄个人计，自当力排困难，期能防御。’

南京12月8号致电，‘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。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