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斐然说的刘博士，名叫刘汉松，是在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名中国留学生。出国那年，他已经是32岁，在单位上是个副教授，他的妻子田如芝则是校团委的副书记。因为看不到发展前途，又艳羡国外的生活条件，刘汉松毅然从单位离职，申请了弗大的奖学金，来到了美国。

在美国的第一年，因为有奖学金，刘汉松的生活条件还是很不错的。呆了一年之后，他便把妻子和3岁的孩子都接到了美国，享受发达国家的待遇。谁料想，一家人刚刚团圆，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他申请的第二年奖学金没有获得批准，全家人的生活来源面临着断绝的威胁。

当年，在国外的留学生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

第一类是公派，拿着国家的津贴，吃不好也饿不死，学成回国，也啥念想。当然，留学结束之后拒绝回国的，也不在少数，其代价当然就是丢掉了在国内的公职，而且面临着一系列罚款之类的惩罚。

第二类是拿到了国外奖学金的自费留学生，根据奖学金的多寡，分别处于富裕、中等、贫穷等各个层次。哪一个层次的人，都会利用业余时间去打一份工，哪怕是为了攒一点钱也行。当年留学生打工的平均收入水平是一小时4至5美元，合人民币25块钱，一星期打20小时工，就能挣到人民币500块钱，相当于在国内小半年的收入，没见过钱的中国人几乎没人能够抵制这种诱-惑。

第三类就是如刘汉松这种，没拿到奖学金，或者原来有、后来中断了奖学金的。这类留学生必须靠自己打工挣钱来维持生计，处境可谓是苦不堪言。

至于说后世最常见的那种拿着爹娘的钱到国外读书的，在当年简直比在美国的熊猫还少。在美国，一个月的生活费最少也得四五百美元，相当于2000多人民币，国内有几个人能够有这样高的收入？

得知奖学金未能申请下来，刘汉松与田如芝便开始商量着如何维持一家人生活的问题。一个方案当然是两口子都去打工，但这样一来，刘汉松的学业就要受到影响，取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就要推后，而这又意味着他们要过更长时间的苦日子。第二个方案就是刘汉松全力以赴地做学问，田如芝一个人同时打两份工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以保证获得足够生活的收入。

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，两口子最终选择了第二个方案。田如芝表示，自己累上两到三年，等刘汉松拿到博士学位，找到工作，一家人就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了，这样她的付出也就有了回报。

含辛茹苦这种话，说起来容易，但真正做起来的时候，两口子才知道是多么困难。田如芝打工的一家餐馆是台岛人开的中餐馆，老板对于大陆客非常歧视，动辄用脏话对她进行辱骂，而餐馆里其他的员工也担心她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位，对她百般刁难。她打的另一份工则是在写字楼里做保洁，一个人就要负责四个楼层的所有走廊和厕所的清洁。

在累得坐在墙角不能动弹的时候，田如芝总会想起来美国之前自己在京城工业大学团委的那间办公室，虽然办公桌是那样粗糙简陋，但从窗户里晒进来的阳光，永远都是那样的温暖。每次想到此处，她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刘汉松知道妻子的辛苦，但他能做的，仅仅是在妻子深夜从打工的地方回来之后，替她捏捏背、捶捶腰，淘一把热毛巾给她捂一捂僵硬的脸颊。他不能去帮妻子承担这些事情，全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，就寄托在他的博士学位上，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去查资料、做实验，争取早一天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。

许晓琪刚到弗大来读书的时候，就听弗大的中国留学生们说起过有这样一位可怜的刘博士，还有他那可怜的妻子。留学生们也发起过为刘博士捐款的行动，但大家都是穷人，能够捐出来的数目非常有限，而且也无法一而再之地这样做。

张伟琳和赵斐然是从许晓琪那里听说刘博士这个人的，而且知道刘汉松早先也是毕业于京城大学的，算是她们的学长。她们三个人曾经一起结伴到刘汉松的住处去看过一次，给孩子带去了很多零食。不过，当她们想把凑出来的50美元送给刘汉松时，刘汉松断然地拒绝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还得维持自己最后的那点自尊。

听完三个女孩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述，宁默有些为难。刘汉松的遭遇，他当然是非常同情的。但要说见到可怜的人就提供帮助，他又能帮助得过来吗？再说，放着国内的副教授不当，非要跑到美国来受苦受累，这样的人是否值得同情呢？

“宁哥，你要是为难就算了。我们三个人赚到钱以后，想办法去帮助他一下就行了。我听说刘博士的论文也快要完成了，如果一切顺利，可能再坚持一年，他就能够毕业了。”许晓琪看着宁默沉默不语的样子，赶紧替他开解道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已经把对宁默的称呼变成了“宁哥”。

“我倒不是为难。”宁默解释道，“我是觉得，像他这种情况的留学生，可能也不止一个吧？我们帮了他，别人怎么办？”

“在我们弗大，生活最苦的就是他了。像我们有奖学金，而且是一个人在这边生活，压力就小得多了。”许晓琪解释道。